經濟發展新常態使得能源需求增長放緩，未來能源規劃的發展重點亦發生改變。“十三五”是中國經濟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時期，而能源戰略規劃的制定則事關經濟轉型成敗。為此，記者專訪了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、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。
作為“十三五”規劃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，周大地長期從事能源經濟、能源政策和能源系統分析研究。在他看來，能源行業領域的改革一定要順應高效綠色低碳的大勢，規劃制定也必須圍繞這個目標進行，同時，根據每個階段的不同情況而作出相應的改變。
對能源行業作出結構性調整
記者：能源革命第一條是能源消費革命，在你看來，未來五年能源消費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？
周大地：“十三五”時期，能源供需形勢和“十二五”比較起來有變化。制定“十二五”規劃時，能源消費屬于高增長狀態，“十一五”時期年均能源消費增長超過8%，到“十二五”時增長更快。沒想到這兩年能源消費增長發生巨大變化，去年能源增長速度落到2.2%，今年也會有一個下降。因此，今年各方面對能源消費認識也有一個很大變化。
我認為，整個“十三五”能源消費增速會巨幅下降，很難有一個大幅反彈。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中國經濟是一個要通過調結構才能穩增長的過程，需要創造很多新的需求，有新的經濟驅動力，經濟增速才能保持6%、7%的中高速。經濟增長方式、增長內容還有變化，要解決質量性而不是產量性的擴張問題。所以，“十三五”能源消費增速還會有更大下降，甚至“十二五”期間曾經設想的一些需要增加的能源供應都可能對應不了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“十三五”期間，可能工業能源的消費將會是低速增長。由于工業能源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3/4，至少70%左右，所以“十三五”期間，能源消費增速較低。但增速低不代表節能不重要。經過幾年努力，特別在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都提出節能降耗具體指標的情況下，中國單位GDP能耗還是遠遠高于工業發達國家，所以增長質量其中一個重要指標，就是能否用比較少的能源，生產更多的附加值，不單是技術的進步，更多的是經濟結構的進步帶來的單位產值能耗下降，在這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“十三五”如何落實節能優先，仍然是很重要的課題。我認為“十三五”應該制定積極的、要經過努力才能達到的單位GDP能耗下降目標。通過這個目標，來推進我們工業產品本身能耗效率的提高。同時，在基礎設施建設、城市化進程中實現綠色低碳，使能源經濟效率得到大幅提高。
記者：能源供給革命提出要“建立多元供應體系”，在“十三五”期間，將如何實現這一目標？
周大地：能源供給革命核心一條就是“從過多依靠化石能源到走多元化道路”，這在“十三五”期間能大有作為。但過去重點強調在增量方面進行調整，在新增部分多生產些非化石能源，少生產些煤炭，現在由于消費增速降下來后，“十三五”期間很可能煤炭要比過去設想的減得更快，而且也有這個條件。
因為快速增長時期一年要多消費兩三億噸能源，其他能源供不上還得增加煤炭供應。現在增長速度下降，每年不需要增加這么多，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甚至天然氣發展可能超過增量需求，就可以替代現在用煤的部分，包括工業方面都可以逐漸用清潔高效的能源替代。電力在相對富裕的情況下，也作為合適的、合理的能源替代，比如電采暖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能源結構調整可以成為能源供給革命的一個內容，“十三五”具備了加快能源調整的條件。
能源企業如何解決良性循環問題
記者：能源革命里面，最令人關注的就是能源體制革命了，體制革命的關鍵點是什么？
周大地：在能源體制革命方面，其關鍵在于：第一，戰略目標能不能實現；第二，經濟效益能不能提高。
因為現在能源行業面臨的很大挑戰就是亂投資造成資金浪費，所以能源行業盡管前一段時間供應能力很強，但一些企業又出現經營困難。煤炭行業整體虧損；電力行業雖然在煤價低的情況喘了口氣，但投資負擔很重，利潤率較低；石油行業盡管沒虧損，但比起高油價的時候，現在也很難過。因此，整個能源行業如何解決良性循環問題很重要。
體制革命里，一是要解決能源結構優化，實現低碳發展，克服現在直接成本甚至價格扭曲、外部性沒有內部化、調價機制僵硬、一些信號錯綜復雜，甚至和我們的目標不配套等問題。二是能源行業確實要講經濟效益和系統優化。
因此，“十三五”期間，如何在系統優化以及系統成本最小化上下功夫，在價格、體制改革等方面還要圍繞綠色低碳改革這個目標來實現，不是只要競爭，只要市場化就行。我們現在很多矛盾和問題就是市場信號本身存在問題，好多市場規則沒有制定好，一放就亂。
記者：但競爭和市場化有利于打破能源行業壟斷。
周大地：能源行業都是高風險高投入，不管是國家性的國家能源公司，還是超級巨頭能源公司，在市場經濟下都一樣，技術門檻比較高，資金門檻也比較高，項目成本也比較高，小資本根本進不去。
能源改革一定要實事求是，認真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，不能扣帽子。市場經濟下一定要分析市場，看清市場主體是什么。在我看來，現在的問題是對國企捆綁太多，干預太多，不講效益。
實際上不是企業不夠多，而是企業沒放活。有些地方各級領導把國有企業當作政治工具，主要是讓國企做貢獻、上項目，而不管市場怎么變化。這種情況下不是沒有競爭，而往往是產能過剩、惡性競爭。因此不能簡單歸結為壟斷太強，市場競爭不夠，認為放開市場就行。如果市場主體都不能按照經濟規律辦事，捆綁手腳，或者被一些非經濟的決策所綁架，怎么要求他們能夠搞好？
為了保GDP盲目上項目，結構不合理，布局不合理，這些也不是企業能定的，政府自身也得改。